■舒圣祥
两条似不相干的公交车新闻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：7月1日开始，湖南衡阳常宁市试行“免费公交”（7月3日《潇湘晨报》）；河南郑州准备对不让座旅客实施罚款（7月3日《河南商报》）。
对“不让座罚款”，人们抨击最多的是所谓“道德法律化”，认为让座只能是一种个人道德，而不能上升为法律义务。
而“免费公交”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语境：假如公交车是免费的，再作出乘客不给老弱病残让座，可以拒绝其乘坐乃至罚款的规定，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了。因为乘坐公交车已演变为一种福利，乘客接受福利的同时也应该遵循相应规则、履行相应的义务。
换句话说，“不让座罚款”的合理性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其实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交通福利本身的好坏程度是直接相关的。只有公共福利提供得越多、公共服务提供得越好，要求于市民的道德义务才可以越高，也才更容易让人接受。即只有在权责对等原则下，将道德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来约束，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。
“以罚代管”、“以罚代教”之所以让人反感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这样的罚款往往不是建立在权责对等原则基础上——公共部门为民众提供的很少，却又要求的很高，似乎其职责只在于发号施令而不是服务民生，最后的落脚点如果不是“罚款经济”，大概也就只能是“观赏性执法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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