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王飚
为讨薪、感情纠纷而上演的“跳楼秀”，将要受到惩罚。据6月26日《南方日报》报道：广州市公安部门近日表示，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，采取治安拘留方式处罚，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，将其送劳动教养。
初看此消息，笔者感觉这一政策的确不错。不仅广州，目前在全国各大城市，都曾出现过不少以死相逼的“跳楼”事件。在温州，也经常有人高坐于危楼之上，引来围观者众，警车、消防纷纷到位，交通也陷于瘫痪。
当然，大多数跳楼者只想“秀”一场。笔者以为，此种“秀”法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损耗，用港剧流行语来说，是“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”。
那么，以政策层面来处罚“跳楼秀”，能否根治这一现象呢？只能说，有关部门只是关注了“跳楼”的“作秀”成分，却忽视了“跳楼”群体的利益。
众所周知，跳楼者多是外来务工者、生活困难者、感情受挫者。当我们在地面上仰望他们高高站在楼层边沿时，更要反思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群，是什么逼迫他们站在高楼之上？如果不是被逼无奈，不是投诉无门，不是生存不悦，不是走投无路，扪心自问，又有谁愿意如此铤而走险，如此招摇作秀？
不可否认，站在楼层顶端的社会弱势群体，他们铤而走险的诉求，映射的是政府诉求通道的弊端，政府有关部门在否定他们行为本身的不正确性时，是否更该多一些体恤之情和换位思考，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，改善政府办事效率，杜绝熟人办事等劣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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